苏浩：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道义制高点
苏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据了人类的道义制高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价值，对中国外交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将分五个方面给大家作介绍。
一、如何认识当前国际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世界和中国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大特点。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角度考虑，发出“时代之问”。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问道：“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问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这么一种“时代之问”是提给人类的，也是提给我们中国的。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会提出这样的“时代之问”，并且试图要给予回答？我们先看一看世界是什么样的状况。
回首过去，近代世界是强权政治的世界。过去500年，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谁强谁就控制一切，谁就征服别人、压制别人。到了20世纪，意识形态竞争激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整个世界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把它称为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自认是“一超”领先的超级强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所以，过去的世界应该说是一个失衡的世界、不平等的社会，同时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的对抗、对立非常鲜明。
那么，在过去的世界当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古代，中国是以“天下观”来看待世界，其建构的是一种东亚的世界秩序。当然，那时候的西方，在西方文明基础之上，形成了罗马帝国或者欧洲王国。古代世界是一个不同文明相对同时并存的世界。中国在东亚社会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而中华文明则是一种非常亮丽光鲜的文明。
到了近代，中国受尽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之苦。中国在过去百余年的历史里，受尽了各种屈辱。在20世纪后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当时的世界却处于冷战格局初步形成之时，所以当时的新中国一度面临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制。可见，当时的世界是一个紧张对抗的世界。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也走向了世界。但是，单极霸权下的美国却把中国作为一个不确定性对象来对待，并对中国采取一定的牵制、限制乃至压制。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是在屈辱当中奋进的。
而今天的世界，应该说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世界形势作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形势作了进一步评估和分析，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应该说，我们党和政府在近10年来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判断：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突出了一个“变”字。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这里突出了一个“化”字。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当中，“变革”成为这里面最基本的判断。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对整体国际形势有这么一些基本分析：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总体缓和、总体稳定。在总体稳定的国际局势之下，国际关系发展有以下两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国际关系全球化。应该说，新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人类社会，影响着国际社会规则的重新建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益紧密联系为一个整体。当然，这时候也有反向的现象出现，即“逆全球化”思潮、行为也在产生作用。
第二个趋势，区域合作一体化。环顾世界，世界各地区都在通过区域合作来建构“共同体”。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之下，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然这里面也有反向的情况，即逆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出现，成为未来发展的挑战。
在这两大趋势之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人类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接着，在2018年6月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变化的转折点。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特别指出，“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8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一些总体判断，比如在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当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的国际观及外交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应该“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是一个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是一个变革潮流更为强劲的世界，是一个合作不断深入的世界。我们将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同世界各国建设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主管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同志提到，“我国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系互动更加紧密。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人类社会的广度，把握国际形势，提出中国外交要树立正确“三观”：
第一，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第二，正确的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如何，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
第三，正确的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这“三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基于此，对于面临“困境”的世界应该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解困”世界的思考，提出破解“四大赤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这四大挑战是我们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有“三观”和“三个模式”，以中国方式来寻求“解困”方案。
第一，破解“治理赤字”，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重要的解决世界赤字问题的方案。
第二，破解“信任赤字”，要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
第三，破解“和平赤字”，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第四，破解“发展赤字”，要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在此基础上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
这是中国提出来的“解困”世界的方案，这些方案的提出，需要一个总的概念、思想、理念的统括和指导。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人类社会建构的崇高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怎样的状态之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处于什么位置？面对问题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去看？面对困惑的世界，中国能够如何去做？这些都需要一个总概念统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2018年9月19日，习近平主席向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信中提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战争威胁始终挥之不去。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基于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中国该怎么做？该怎么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困”世界，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为人类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共同发展、持续繁荣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壮丽的蓝图。在此前提之下，中国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要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呼应各国人民期待，追求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潮头，引领国际关系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呼之欲出。
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面出现。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的报告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作为一个中国外交的理念正式提了出来，这也为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很好的铺垫。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性和未来远景性规划的设计，是习近平同志在当选总书记以后正式提出来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正式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而在这之前，“命运共同体”只是一个构想。
我们来看一看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也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提到“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谈到：“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样，习近平主席就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了出来。在这以后，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一些拓展。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这样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理论内涵。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向世界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习近平主席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次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多边舞台上正式提出来，这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倡议。
在此之后，习近平主席继续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更加详细的阐释。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详细、系统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解释，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撑。习近平主席提到，面对“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习近平主席还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这样，习近平主席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困”世界的方案在联合国系统地提了出来。
习近平主席还在多个国内外场合进一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具体的中国外交实践放到国际社会当中去。比如：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强调，“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2018年10月25日，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他表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时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讲话，习近平主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进行普遍宣传，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更加值得强调的是，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序言第13个自然段写道：“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放到了中国的国家根本大法里。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一系列对内对外重大场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式提出来，作为“解困”世界的中国方案的过程。
三、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内涵？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站在了人类社会的道义制高点，使中国外交具有了一种深刻而厚重的道义性，从而给中国外交赋予了伦理的灵魂。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国际道义和人类道德。以下我将简单分享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的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中华文明，甚至东方文明相联系的。东方文明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哲理思考和逻辑。比如，中国自古就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这是一种自然法则；道家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命运共同体”和“天人合一”是相连接的。
中国自古就强调“大同”世界，人类“大同”是中国人伦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的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站在人类伦理的角度来建构人类“大同”世界的观点。这与中国传统和传统文化是相联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社会，是超越民族国家来看待整个人类的。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世界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构成的，但是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不是只简单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和对方利益的相互衔接、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从而实现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是用一种命运与共、荣辱与共的方式来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类共处一个地球，要有地球村的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整个人类来看待世界。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从世界安全角度来看，传统安全问题讲的是军事战争状况之下的人类社会安全问题，在此状况下，世界战争的爆发是人类的痛苦，比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人类的灾难。尤其是今天的世界拥有了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若真正运用，结果会是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人类要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这将是一种人类共享命运的选择。同时，今天的国际安全问题也非常复杂，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威胁与伤害；气候变化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同样使人类社会面临巨大灾难；此外，各种流行疾病也是对人类的威胁。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解决这些安全问题，防止它们威胁到人类共享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应对。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整体安全的需要。
其次，从全球政治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已经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社会，所以要从超越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全球政治的建构。在政治上，过去传统强调的意识形态政治，现在也应有所超越，形成一种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方式。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宏观的政治内涵。
再次，从经济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在不可分割的世界经济当中，各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建成了，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最后，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人类社会是融为一体的，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人类通过旅游、就业、学习的方式在全球流动。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种文明通过互动交相辉映。人类是一个整体，世界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同在一个世界，我们共有一个地球。所以从理论内涵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人类的高尚精神指引和终极价值关怀，具有非常强的道义性和非常深的人类伦理性，使得中国外交在人类社会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道义的内涵和价值，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明显体现出来。我个人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人类社会的“道义”伦理的。“道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双重意义，即“道”和“义”。
“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双重意义：首先，“道”指天地人相协调的“天道”，“道”即自然，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其次，“道”指人类社会的“世道”或“人道”，强调的是人类发展方向的“正道”。古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是“仁义”，这是一种做人之道，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准则。古语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二是“公义”，具有“正义”的意思。其三是“信义”，所谓“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做人处事，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信义。
“道”和“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内涵，两者结合就形成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内涵。中华文化中强调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道义”的准确表达。“大道之行”强调的是“道”，“天下为公”强调的是“义”，这实际上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东方哲学的名与实：“大道之行”是名，“天下为公”是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大道”的方式来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大道之行”的体现：第一，以“天道”定世界大势，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中有突出的体现。中国外交伦理将会遵循“天道”，尊重人与自然的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
第二，以“人道”定外交内核，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在天地之间“中行”，其本质是体现人类最高价值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处于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之中。
第三，以“正道”定外交性质，决定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从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最终建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人间的“正道”，更是中国外交的长远目标。
第四，以“王道”定外交方式和路径，深化了中国外交理论的道义内涵。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外交的一大道义特色，是“无敌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将外交史上的中国传统行为与现实国际关系建构的中国方案很好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则是最终实现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全球治理。
第五，以“道统”明确外交定位，使中国方案具有世界意义。“道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它是中国和世界非常良好的互动连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整个人类的道义和伦理相连接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誉和肯定。在一些国际场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运用，甚至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7月26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金砖会晤上畅想金砖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宏阔蓝图：“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世界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运用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上的运用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国家主导世界所追求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占据了人类社会的道义制高点。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指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接下来我谈一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怎样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从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十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使命宗旨、根本原则、主要任务和独特风范，是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一次重要飞跃。“十个坚持”即：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十个坚持”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根本的内涵和灵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共同理想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能与世界分享的，中国梦是通过和平发展道路去实现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中国梦的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观点，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具有了一种道义的内涵，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的外交理念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和“人道”的追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特别强调实践的维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对中国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和世界共同努力，推动世界向着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二，建构中国能力：通过陆海统筹设计，通过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更好地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第三，外交政策中的新安全观：通过分享新安全观，来建构一种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世界。第四，通过开放、包容、普惠和平衡的外交方式，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第五，大国外交：中国对外关系发展要用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第六，周边关系：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七，区域之间关系：积极推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合作，形成跨区域或区域间合作网络。这一系列的中国外交实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总体框架用一个图形作一个形象的描述。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强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外交有两大“支柱”：一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构，二是区域间网络合作。把这个“支柱”连接起来的“墙面”是“一带一路”倡议，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建立起新型国际关系。支撑起中国外交这座宏大建筑的“横梁”就是全球治理，而“屋顶”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讲话及中国的外交实践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统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国是站在全球视野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经营周边，立足亚洲，建构欧亚大框架，从而实现全球治理。其中，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天下为公”是中国外交的胸怀，公平正义是中国的坚守，互利共赢是中国外交的追求，服务发展是中国外交的使命，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的宗旨。
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构建”明确了中国外交的目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中国外交怎样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同体。
第一，顺应新全球化的浪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进入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国际关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建构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通过追求与掌控权力来实现，形成了一种由西方统治的全球化世界。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源于二战结束。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货币体系、文化输出，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制度建构与国际社会管理规范，这仍是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我认为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其核心内涵是治理，这是基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需要良性的治理，世界需要以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式来建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下，对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宏观指导。
第二，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明基础，也有自己不同的文明归属，但是不同的文明又可以形成一个世界统一体，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世界。中国在推动各国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开展更多交流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比如：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为此，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不同的人类文明注入了一个共同的内涵、价值、道义，甚至灵魂。所以，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
第三，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其中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这一系列生态发展理念不但是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对于国际社会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提之下，人类也面对共同的威胁。所以，中国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实现提交给气变公约秘书处的自主贡献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积极为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中国也在以生态文明的方式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
第四，以新安全观指导国际安全秩序的建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国家安全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2014年，他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同样也是世界和平发展之路。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就是为了实现地区国家整体安全。”“整体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概念。
第五，正确处理大国关系，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外交特别强调世界各国不是“权力对立”的关系，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大国“权力转移”状态；中国强调世界是一种权力共存的状态，同时是一种权力共生、共享的关系。所以，大国之间不是对抗竞争，而是相互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大国关系协调稳定。基于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建立一种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特别强调大国之间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形成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第六，努力推动睦邻、富邻的中国周边外交，实现互利共赢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强调，周边国家和中国应当是睦邻的关系，着力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中国的强大和发展是亚洲稳定的一个基础，所以中国通过安邻的方式来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推动营造亚洲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同时，中国自己富裕、强大了，也要给周边国家带来利益，与他们共享中国和平发展的红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也是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指导。
在亚洲，中国的大周边已经形成一个东亚区域合作，中亚、西亚区域合作，北亚中俄蒙三国协作以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四环相扣的亚洲整体外交，我把它称作“四环外交”。所以，亚洲是一个整体外交，这种整体外交超越了民族、国家。我们要推动建构亚洲区域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共享，使亚洲成为和平、合作、稳定的亚洲大框架主体。
第七，注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者，非常注意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我们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南太平洋、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都有制度化、系统化、全面化的合作。我们强调要建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不但是与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也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里面就有一个大国的责任和定位，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建构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通过跨区域的合作，中国和东盟、非洲、阿拉伯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以“一带一路”的方式连接，建构了一个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关系。
第八，“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间合作网络，实现整个世界的联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国际体系新角色的展现，同时也是国际关系样式的新建构。“一带一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传承，同时也是历史传承的升华；它是一种现实的改造，同时也使得现实更加优化。从亚洲到欧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可以将整个世界都融入到这个大框架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的互联互通网络，同时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通过互联互通、战略对接以及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陆地和海洋的联动，实现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建构。
第九，通过一系列外交重大倡议，推动构建“开源式”的国际系统。“开源式”的国际系统与西方“闭源式”的国际系统完全不同。“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开放式、包容性、共商共建的整体，它在“五通”的框架之下实现互联互通的对接机制，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开放的国际社会。而西方国家建构的是一种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霸权式结构，它是一个闭合的国际社会，一种闭源的国际系统。
在国际体系之下，中国推动开放式的国际社会构建，主张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首先基于它对自己区域的认同，并把它融入到区域社会中去，建立一种区域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大的全球体系。环顾世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区域都有区域合作框架的建构。比如：北美有自由贸易区；欧亚大陆有东亚经济共同体；西边有欧洲联盟；北边有独联体，其核心是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俄罗斯所推动建构的北亚和东欧的经济体系；南边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间的阿拉伯国家现在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有自己整合的追求；非洲有非洲联盟；拉丁美洲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太平洋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密的经济伙伴连接。世界的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区域的建构。
中国正不断努力推动各个区域合作一体化的进程，同时通过区域与区域之间建立一种跨区域或区域间的网络。现在至少有10个跨区域间和区域间的合作网络，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洲合作对话外长会议、亚欧会议、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通过这一系列跨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世界已经结合为一个整体。应该说，整个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全球跨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网络化的构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支撑了这一系列合作根本的理论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框架之下，国际社会正在建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
回顾我刚才讲的整个内容，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纷繁复杂、动荡多变的世界，我们需要寻找“解困”世界的方案。基于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以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解困”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道义的维度，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灵魂，它不仅是一个理想概念，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性指导。中国正努力从各方面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理想奠定基础。
我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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