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故宫文物存安谷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当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国民政府力排众议，批准将故宫文物的精华部分南迁上海，随后又转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北京、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岌岌可危，故宫文物再分三路向西转移。在最后一批文物运出南京仅仅5天，日军进城，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

西迁文物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经徐州、郑州、宝鸡、成都，运抵乐山峨眉，存放于大佛殿和武庙，共7287箱；中路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安谷，存放于六姓宗祠，共9331箱；南路经桂林、贵阳、运存于巴县。

中路文物在三路之中数量最多，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后改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主持押运，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多番考察，最终决定存放于乐山安谷。

欧阳道达聘请安谷乡乡长兼袍哥大爷刘钊为顾问，协助对选作文物库房的古佛寺和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进行维修，疏浚漕口，整治河道，搬运文物。其间，乐山县政府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中路文物由重庆分批运到宜宾后，沿岷江溯流而上至乐山，再由轮船转至木船，溯大渡河拉纤进入安谷码头，雇请民工搬运至库房。从1939年4至9月，耗时近半年，历尽艰辛。“8.19”大轰炸时，欧阳道达正在府街乐安旅社，险遭不幸。好在当天运文物的轮船到乐山时，敌机已去，转运的木船也都在河湾，没有受损。

文物转运和存放于安谷期间，除了军队全程护卫和管理人员严格管理之外，还雇请了不少当地工匠打杂协助，如维修库房、翻晒文物、炊事保洁等。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的时间，从1939年7月第一批运达至1947年3月最后一批运出，共计7年又8个月。在此期间，无一遗失，无一损坏。国民政府为旌表此功，分别向安谷宗祠颁赠“功侔鲁壁”的牌匾，意思是：乐山人民保护故宫文物的功劳，可与当年山东孔府夹墙藏经相媲美。

    3.创办“复性书院”

1939年，为保存与弘扬传统文化，“养成知类通达之才，以为振民育德之助”，“继绝学，广教化”，国民政府特聘马一浮先生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青年时曾游学日、美，精通法、英、德、日等多种语言，学贯中西，对宋明理学造诣尤深。回国后，拒受北大教授之聘，避居杭州陋室，“探万象之真诠，求济世之良术”，成为现代大儒，蜚声学界，被梁漱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应聘讲学于浙江大学。1939年初，熊十力、谢无量、沈尹默、寿景伟等著名学者联名提议，创办一所研究国学的书院，并推荐马一浮主持，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蒋介石幕僚陈布雷、行政院长孔祥熙等人的一致赞同，随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出面，恭请马一浮担当此任。马一浮历来不愿与官府有交集，但考虑到可借此机会弘扬他视为“无上之家珍”的经术义理，最终应承创办书院并主持讲学。

经考察，马一浮决定将书院办在四川乐山乌尤寺，书院冠以“复性”之名，是希望通过书院讲习儒学义理，恢复人们已经失去的心性。按照马一浮当初提出的条件，书院作为纯学术的研究机构，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不接受教育部领导；除春秋祭奠孔子外，不举行任何仪式。国民政府“始终以宾礼相待”，划拨开办费３万元、每月经费３千元，财政部还另拨了基金10万元。

复性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在乌尤寺开讲，到1941年5月25日停课，前后共讲学一年零八个月。报名参学者800余人，最终录取的授业学生不足30，另有近10名旁听生（乌尤寺主持遍能法师、乐山县立中学教师杜道生等人曾参与旁听）。其间，除马一浮担任主讲外，沈敬仲、王培德、张立民、乌以风、刘学嘏等人参与管理，沈尹默、寿景伟、熊十力、张颐、赵熙、谢无量、贺昌群、黄建中等人被聘为讲座，熊十力被聘为住院讲座。因办学理念的分歧，熊十力与贺昌群不久便离开了书院。

复性书院原计划以讲学与刻书并重，停讲以后，便以刻书为主。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六年的乌尤寺，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1948年秋，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复性书院宣告结束。

    4.建设“乐西公路”

1938年冬，日军攻克武汉以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当时，昆明至西昌、成都至乐山的公路均已建成，唯西昌至乐山之间无路可通，外援的物资需绕道贵州才能运抵成都转至各战区。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抢通乐山至西昌的公路。

1939年4月，交通部奉令勘测筹备；8月，在乐山成立乐西公路工程处（办公地点设在城区陕西街），先后从四川省的乐山、夹江、峨眉、犍为等19个县及西康省的汉源、荥经、西昌等17县，征调民工10万人（“不特征及老弱，妇人背负婴孩亦被征调”）。时任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任工程处处长兼任施工总队长。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先后下达7次口谕和手令，敦促加紧工程进度。

    乐西公路起自乐山城北，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循大渡河经金口河、绕越蓑衣岭，至岩窝沟，入西康省，偏西南行抵富林（汉源县），沿大渡河至石棉；继续南行经冕宁、泸沽等，止于西昌城郊。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祥云）衔接，全程525公里。

乐山承担的路段，从乐山城区王浩儿经峨眉到峨边县新场的79公里，即第一总段，约占全程的七分之一，先后征调近4万余民工参与筑路。第一总段沿明初建昌驿道拓宽而成，并新建了长约100米的苏稽混凝土桥和长约60米的龙池石桥，进展较快。其间，乐山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武大教授合作，首创了“级配石子路面”的砂石铺路技术。

乐西公路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即“打通期”，开辟路基毛坯，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全线打通后试通车，走走停停近半个月，行车累计36小时又40分钟。第二期，即“畅通期”，铺路面、架桥梁、加宽路基、降低坡度，自1941年1月至9月。第三期，即“扫尾期”，配套建设，至1942年1月全线竣工。

乐西公路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是史上最悲壮的工程。资料显示，从1939年9月动工，至1941年8月全线通车，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死亡民工达4000余人，伤亡最严重的路段是险峻陡峭的蓑衣岭和岩窝沟，仅为打通岩窝沟7公里路段就有1400多人丧生，平均5米死掉一人。有的是腰系绳索缒崖凿壁而坠亡，有的因爆破坚岩被炸死炸伤，加上山高路远，天寒地冻，民工众多，饥寒交迫，后勤保障难以为继，“蓝缕开疆，移山填壤”，“丧身异域，埋骨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