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提出“十三五”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动力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突出。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第一，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第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第三，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快速转型中。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第二，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够把握主动权，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中长期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搞不好，就会陷入被动，并有可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因素。关键取决于改革选择，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这就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同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改革特点，增强改革的自觉行动和责任担当；这就需要突破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掣肘，既不被短期因素干扰，又不受利益关系影响；这就需要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重用“改革促进派”，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从上到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

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掣肘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结构性改革。

要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需把宏观政策调整与宏观体制改革有机融合起来，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稳增长需要投资，问题是投资要有市场、要有效益，不能为了GDP增长而投资。这就需要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推进投资转型，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重。第二，加快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着眼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第四，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趋势相适应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对传统重化工业时代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体制的全面调整和系统性重构：既涉及政策调整，又涉及体制变革；既触及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又触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强化改革的组织协调，加大改革攻坚的力度，打破利益固化对结构性改革的掣肘。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十三五”进一步形成转型改革大环境，重在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

经济转型升级有赖于有活力的市场，有赖于公平竞争，有赖于打破企业创业创新面临的政策体制枷锁。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权的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简政放权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建议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第二，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除政府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要求备案。第三，除农业等特殊产业外，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简政放权重在规范权力运行。第一，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第二，推进监管转型是当务之急。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监管体制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第三，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触及部门间行政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配置。为此，建议把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提上改革的重要日程。

简政放权重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无论是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是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都是立足于人的发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今天，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告别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市场环境创造的主体。这是社会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政府在转型改革上应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