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婕（市委党校）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准则》中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严”体现在：主体的全覆盖，面对全体党员；内容的全覆盖，面对所有空间；时间的全覆盖，面对“八小时”内外。这是在全党范围内对党员行为和思想、工作和生活的严格要求。作为社会系统中最基本单元的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是人们锤炼品行、接受道德教育的载体。家风的熏陶、家规的训导成为全面从严治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繁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行事风格、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员的思想和行为作风，塑造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以及生活习惯，与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相互作用。家庭关系的好坏、家庭作风的优劣、家庭社会交往的倾向可以反映出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纪律、原则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党员是否能够履行承担廉洁义务，能否带好团队，管好辖区、所在部门和单位。“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只有修好身、齐好家，方能治国、平天下。

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晴雨表，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也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身体力行，树立了从严治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为自己立下三条“亲情规矩”：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他鼓励子侄辈靠个人努力向上进步，不要“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要靠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存有骄气，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为谢绝故乡亲友的工作请托，订下“十条家规”，禁止亲属利用身份享有特权，包括“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等。刘少奇向身边工作人员交代“四不准”：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是不准向人家要东西。四是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朱德教育后代要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里，不要追逐名利享受，要自立自强、不怕吃苦。陈云给家人定下“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李先念主管经济建设，却不允许子女经商，严厉地说：“谁要是经商，打断谁的腿。”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后，给家乡亲戚定下规矩：不准进京找他办事，不准打他的招牌去办事，不准向国家要物资、要资金和特殊优惠政策。

除了老一辈革命家立家规树家风，为广大党员树立了律己严家榜样外，焦裕禄、谷文昌等党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在严谨治家方面也留下了许多春风化雨的生动故事。焦裕禄就曾严肃批评了打着父亲名号不买票看戏的儿子，并令其子立刻把票钱如数送还戏院，并以此事为鉴，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规定，不准任何干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被誉为“四有”县委书记的谷文昌，秉承“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对子女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女在工作、生活上进行“特殊照顾”，也不为子女“争取”任何福利。他的女儿谷哲慧，从一名临时工到转正花了15年，爱人史英萍，自1952年被定为行政18级后再也没有提升过职务和工资。

国廉则安，家廉则宁。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治家严是爱、松是害。管住管严管好家人，不但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根本责任，也是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重要表现，更是共葆廉洁的治家之本。

治家从严能促使党风好转，而治家不严，极有可能害己、害家，最终误党、伤国、损民。近年来一些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正是由于少数党员干部缺乏对权力和亲情的正确把握，“前门当官，后门开店”，“权钱交易，攻守同盟”，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奢、失之于察，擅自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对家人的亲情演变成对权力的滥用，为家人经商批条子、出国捞票子、升官通路子，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结果既毁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更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