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82%的服务器、73.9%的存储设备、95.6%的操作系统、91.7%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XX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

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

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

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认为西方民主有四重镜像。第一重是流传于西方理论家在著述中所阐释和论述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达对于民主这种状态的憧憬和理论的向往。这种民主不是一个现实的民主，包括西方国家也不是把这种民主直接拿来用的。这个民主要变成现实，就要设计，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个镜像——设计中的民主。通过权力机关的分设，通过一套监督制衡体系来实现这个民主。但是这个设计的民主，就如同我们盖大楼的设计蓝图一样，依然不是现实的民主，还要经过一层转化，转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这是第三重镜像。运行中的民主是设计中的民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运转出来的民主。比如，所有设计的民主都不会设计两党制的体制，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这些国家阶级结构和利益团体的区分，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这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而运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国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又发生了一次镜像上的转化，这就变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从民主的四重镜像来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会发现每经过一层镜像的转化，民主就会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厉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来关照中国的现实，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而他们没有发现连西方用的是运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他们的民主也不达标。而他们却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强加于人，导致了很多国家出现很多灾难。所以，西方的政治经验有用没有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就是毒药。中医老早就有这个思维，大黄用好了是良药，人参用坏了也是毒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就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带上精神枷锁，拄上精神拐杖，这样的话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毁长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有哪些关键呢？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比如，对于“普世价值”进行理论思考，“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要坚持我们精神上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事实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亚、北非地区被所谓的“普世价值”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引发思想上的警觉。

同时，还要看一看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呢？这些问题想一想，我们意识形态思考力就会有所提升。

当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有人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工厂，很多人喜欢美国大片，好莱坞大片，但现在随着我们意识形态能力的提高，喜欢美国大片的人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我觉得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好莱坞是造美国梦的工厂，他们传达的都是美国厉害、美国伟大、美国拯救地球、美国拯救人类、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随着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对于所谓的美国大片，大家的判断力、思考力提高了，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精神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在增强。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