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这样一则消息：安徽六安裕安区一位名叫方培虎的医生猝死了，年仅31岁。猝死的地点是医院值班室。方培虎有着和绝大多数医生类似的经历：连轴转，又忙又累，积劳成疾……不幸的是，别的医生硬撑了下来，而方培虎却再也没能在值班室内醒来。事情发生之后，裕安区卫计委发文，号召广大医生向方培虎同志学习，不料这个看似“正常”的倡议很快就引发质疑。

卫计部门号召学习的决定为什么会引起非议？这其中固然有官僚主义的缘故，但更主要是因为反人性。这不，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请各单位精心组织，采取学习先进材料，开展座谈讨论，撰写学习心得，践行模范行为等多种方式，扎实开展活动，并及时报告活动情况。”医生因为连轴转猝死，卫计部门不是该第一时间排查医生工作时长，防止悲剧重演吗？最不济，也不该额外加压，用学习活动挤占其工作时间。现在倒好，忙不迭号召学习，是鼓励医生超负荷工作，一个个在“倒下”的路上前仆后继吗？

还是网友说得通透，这样的学习号召注定要被喷，因为它既得罪了广大吃瓜群众，也得罪了基层医务工作者。用一个最高标准去要求所有医生学习，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医生越来越少，最终只会累及患者以及整个社会。不可否认，医生、教师、警察等职业，很容易因为职业特征而广被大众认可，但这种认可不能只有“掌声”而缺少“面包”。在陈旧的话语体系下，塑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许没什么不对。但在新时代，这种宣传推介方式注定要失败。宣传一个职业、吸引人才进入的最好方式无他，那就是尊重劳动和创造，让其有地位有尊严。

就眼下而言，医生离这样的目的显然还有很大差距。作家连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医生为何成了糟糕的职业？》文中提到了一个报道：胡皓夫是全国著名儿科专家，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河北省卫计委曾为他特批了30元的特需专家挂号费，胡皓夫得知后马上表示反对，后来也一直坚持着一般专家的9元挂号费。胡皓夫生前曾罗列了他一个月的收入：330 0元的退休费，1300元的返聘金，600元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我的老同事和老同学中，就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上班，但我最穷。”

对此，连岳这么分析，胡皓夫医生自愿放弃更高的收入，这是他的权利。但是站在医生的角度看，站在年轻人规划人生的角度看，奋斗成为全国著名儿科专家，一个月不过几千元收入，在老同事老同学中是最穷的人。这样的职业有什么吸引力呢？一个全国著名儿科专家这么穷，不应去歌颂他的奉献和清心寡欲，而是应该惭愧。类似逻辑，其实同样适用于方培虎。

回到医生的付出和报酬这一问题上来，提倡奉献没有什么问题，但脱离合理报酬一味劝说别人奉献，甚至于把命赌上，这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关于医生的作用，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我看来，承认医生也是肉体凡胎，也需要正常的休息，和承认医生不是万能的一样重要。所以，面对方培虎猝死的个案，卫计部门需要做的显然从人性、人情出发，对医护人员安慰和关心，并从体制机制上反省改进医生过劳的情形。

近期，解放军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写了《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军人“在父母生病临终时、在妻子生子临产时、在孩子升学临考时，只要没有打仗任务和确实离不开的特殊任务，都必须及时请假回家”。这“三个必须”为何刷爆了朋友圈？答案就是“人性”二字。老师在前，还请涉事的卫计部门多向韩司令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