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F. 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1]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但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2]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 Service）见面，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3]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4]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5]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6]当时，另一篇美国专家福尔曼（H.Forman）发自中国的报告还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A. Lincoln）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7]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8]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 Stilwell）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9]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10]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 Gauss）被迫辞职。[11]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P. Hurley）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12]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颇有些无奈地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13]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14]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15]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16]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17]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18]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19]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20]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21]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22]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