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张晖明
　　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段论述既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的成功举措和工作经验的认真总结，揭示了体制转轨所需要解决的根本和关键，也是与十四大所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发挥“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之理论命题相呼应。
　　为什么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加以理解：
　　第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调节手段包括由政府直接出面的调节（即计划调节）和经济活动分工主体以竞争合作关系所展开的自发的调节（即市场调节）。它们决定并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前者称为“计划经济体制”，后者称为“市场经济体制”。鉴于经济活动参与主体数量和经济活动内容的多样复杂，市场经济体制让参与主体在频繁反复的竞争博弈关系中逐步发现和实现均衡，表现出对于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直接激励和约束，保证了经济运行在信息处理、动力机制和激励约束等方面的绩效。因此，有人将其称之为“灵巧的机器”。而计划经济体制多在经济运行结构比较简单、经济生活存在明显缺陷以及直接的计划行政措施可以迅速解决问题时，才显出“高效”或相对有效。当经济运行进入比较常态的情况后，政府集中计划就很难处理好纷繁复杂的社会再生产经济信息和企业、个人的多样性供求平衡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信息、动力和激励机制方面有相对优越性，但市场机制也会出现“失灵”。此时，需要“政府调控之手”出面援助，以弥补市场所存在的不足。
　　第二，基于对“政府”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认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单就二者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来看，市场机制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竞争博弈和约束收敛，因而能及时产生对当事人后续行为的调节。而政府的计划调节，表现在宏观总量上的计算掌控，得出相应的调节措施设计。这种计划所涉及的内容不是空穴来风，必须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把“尊重市场规律”置于“发挥政府作用”之前加以阐述，即是此理。政府的调控之手必须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当市场作用“失灵”时，政府应出手加以调控，但也须符合市场自身的客观规律。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所面临的关键与核心，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当前，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产供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品定价、居民就业和劳动工资水平的确定等，已经迈入市场机制调节的轨道，但在产业准入、投资管理、资源型产品定价等领域，市场机制尚未真正成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力量。同时，进一步放开的尝试，不时伴随着可能的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现象，使得改革深化推进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就此而言，如何让“市场之手”成为“第一调节”之手，“政府之手”成为基于市场调节力量之上的有效辅助力量，以防止市场“失灵”，从而减少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冲击，是形成市场与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条件。
　　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继续推进资源型产品定价体制的改革，推进产业规制方式的改革，推进企业家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形成全面完整、客观科学的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上述改革任务聚焦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领域。显然，这项改革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复杂，需要有科学全面的“顶层设计”，需要科学严密的规划和创造相对宽松的舆论、宏观经济环境，需要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创造活力
　　吴晓明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建设之所以在当前显示出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物质力量。而当物质财富和物质力量得到极大发展和扩充时，也必须要有精神文化的相应发展，从而使物质财富成为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使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得到合理的运用、有益的调节并获得自由的表现。
　　扎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首先必须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一任务的关键。所谓“关键”，就是任务的核心、总纲。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真正有作为的和积极的文化建设来说，文化创造的活力及其增强始终是关键。具有这种文化创造活力，即便原先落后的民族也会创造出伟大的文明成果；如果这种活力丧失殆尽，则再昌盛的文明也会日落西山。例如，在“文明的”罗马世界衰亡之际，就是“野蛮的”日耳曼人重新为欧洲注入了活力。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来说，只要全民族真正具有文化创造活力，并使这种活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会有生命的源泉，有保障的力量。
　　那么，文化创造活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不是被主观设想或假定出来的东西，它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正是在这一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面临严峻挑战的过程中重获生机；也正是在这一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生成的文化创造活力不断发展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我们也应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中去寻找文化创造活力的现实源头，以及增强这种创造活力的基本方法。大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和长期任务。这一诉求和任务意味着对外学习，首先是向现代的文化和文明学习。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挑战而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正是这种积极的对外学习使中华民族重获希望与热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在非常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先前的遗产并把握自身的现实，并通过这种把握而取得文化上的自觉。第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其历史性实践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定向，这既意味着通过由这一定向的社会革命来开辟和巩固其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又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建设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实践基础，因而，文化创造的活力源泉也必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来自于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来自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前者从社会现实方面开启出新的文化创造领域和活力源泉——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生活，文化创造在今天就会失去实体内容与动力；后者则从文化发展的形式规律方面提供了文化繁荣的条件并滋养着文化创造活力——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就会违背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窒息文化创造的活力。
　　综上所述，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就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这一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深刻理解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意义
　　李友梅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庄严承诺要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体现了我们党加强推进改革社会体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从而使人民更加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坚定决心。
　　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看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具有完整的战略性设计：一、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二、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三、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四、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预期，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将以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要抓手，以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突破点，以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为优先选择。
　　这一完整设计表明，我们党不仅深切体察广大人民对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及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的迫切期盼，而且会以高度的责任感，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让全国各族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十八大报告从多个层面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20个字中，前16个字表明多方主体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有着不同的方位和作用，后4个字则明确了多方主体在社会管理格局实际运行中形成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所遵循的、能受到保护的基本原则。将先前的社会管理格局调整为社会管理体制，并把“法治保障”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管理体制具有了治国理政的意义。这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要以更科学理性的方法来规范并引导社会生活的治理，也意味着各级人大、各级法院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党委、政府将有更密切的配合。同时，政府、市场、社会的各相关部门和组织也可以在法规框架下不断养成共治和自治的能力，进而形成良性的社会秩序。
　　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社会价值认同的结果，它需要一个与其相匹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