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王浩坡会议
    
　　
　　1934年3 月中旬，嘉定中心县委在青神王浩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指示，研究部署当前工作。中心县委书记许本达，委员袁树清、周自维、毛慈影、邱骏、张瑛、张金贤，青神县委书记刘怀彬、井研县委书记王友三、峨眉县委书记陈俊卿参加会议。
 
　　三个月前，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认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通过了一系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策。王明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
    
　　2 月8 日，特派员徐平向中央报告说：“四川党目前最严重的现象是‘罗明路线’下的取消主义，关门主义。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不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在徐平的敦促下，省委决定开展“反对四川‘罗明路线’的斗争”。3 月8 日，省委给嘉定中心县委发来指示信，严厉斥责嘉定中心县委存在的“机会主义”观点和行为。
　　《指示信》认为：嘉定“目前革命形势是万分的成熟。党应抓住群众一切不满，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之进攻金沙江，反对刘湘、刘文辉走狗之投降出卖与围剿红军的反革命战争，反对刘湘走狗的剿赤捐款，实行抗税抗捐、分粮抗债、增加工资一切大小斗争，直到开展游击战争。”信中指出：嘉定“党还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之后。”“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够。”“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嘉定党未来的工作策略和路线，信中指示：“发动游战，创造游战区域”。“加紧领导几个中心农区（青神之梧、龙，峨眉之密、峨，井研之附郊铁蛇坳）抗捐税、抗债、分粮等斗争，组织抗捐联盟、抗捐游击队，推动到武装冲突，杀收款豪绅和下乡提款人员，捣毁各地厘卡，打杀收税委员，焚烧借字、佃约及粮票等等，解决团防豪绅的武装，扩大游击战争，驱逐地主出境，实行没收军阀、豪绅、地主、教会的土地以分给贫农、雇农和游击队员，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以一切武器来武装农民，扩大几个中心农区的赤卫队，训练初步的军事技能（如使用手枪、放步哨、当侦探、地形识别等），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袁树清宣读完省委的《指示信》，会议陷入了持久的冷场。作为会议主持的许本达，这时也神情凝重，不说一句话。省委的《指示信》他是早两天就看过的，开会前还拿出来细细的读了两遍。他始终没法弄懂：这“机会主义”是从何说起。嘉定的工作是有很多不足，但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开口“发动游战”，闭口“创建苏区”，总得有个准备过程吧。群众才刚刚发动起来，什么都不懂，就这样拉出去怎么行呢！
    
　　许本达，又名许英，绰号许黄牛。1905年生于射洪县许家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射洪特支书记、三台县北路区委书记、盐亭行委书记、四川省委巡视员。1933年6 月调嘉定中心县委任职。曾在三台北路区委组织秋季暴动，在盐亭成功领导两千多筑路工人大罢工。多年的斗争经历把他磨炼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不再迷信和盲从，也不怕无端指责。他坚持认为；革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动武装斗争必须把握时机。急功近利、盲目冒险，势必造成无谓的牺牲，甚至葬送革命的前途。
    
　　令许本达犯难的是，作为中心县委的掌舵人，他得无条件服从省委的指示。可真要执行起来，后果是不言自明的。这样一件关系到嘉定党组织前途命运的大事，不能凭个人意志轻率决断，得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或许能找到一条权宜之计。
    
　　许本达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大家，打破了难堪的沉默：“同志们，省委对我们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明我们的工作离省委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一点，我作为书记应负主要责任。会后，我给省委写一份书面检查，大家不必背思想包袱。至于是不是现在就发动游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动等问题，还得请同志们认真议一议。”
    
　　“省委《指示信》说得那么强硬，我们能不执行吗？再说，我们三个中心农区已经发展到两千多人，要暴动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张金贤率先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邱骏却不以为然，接过张金贤的话说：“省委的指示未必就正确，中央的指示有时也脱离实际嘛。我不怕戴‘机会主义’的帽子。我认为现在发动游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掌握的群众，对革命还只是一知半解，对于可能遭受的挫折、失败甚至流血牺牲，缺乏思想准备。何况，我们除几支手枪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武器，拿什么去跟全副武装的敌人开战呢？因此我认为，当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经济斗争。在斗争中积累经验、锻炼队伍，在斗争中争取更多的群众。”
    
　　袁树清听不下去了。在他看来，邱骏的一番话完全是右倾言论，是“罗明路线”在中心县委的代表。他知道许本达也是倾向于邱骏的，正好借题发挥。于是严肃的说：“邱骏同志，你也入党一年多了，党的组织原则你知道吧：‘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常识都不懂，还搞什么革命！也难怪，你成天呆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太少。这样给你说吧，中央五中全会已经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开展‘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省委的指示完全符合中央精神，是高瞻远瞩的。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长远观念、全局观念，眼界要开阔一点。不能只是盯住眼前不放。”    
　　邱骏正要争辩，毛慈影说话了：“‘盯住眼前’没有错！‘眼前’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实际，‘眼前’就是我们做出决断的根据。不‘盯住眼前’看问题，只凭一时主观冲动，我们干出的事情一定是荒唐可笑的。不要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吓唬人。中央的决议又怎么样，马克思理论也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嘛。”     
　　从内心深处来说，许本达是完全赞同邱、毛观点的。但他清楚，这样形成决议在省委根本通过不了。他把目光转向身旁沉默不语的周自维：“老周，谈谈你的意见吧。”
    
　　周自维毕竟年长一些，说话显得老成持重：“你们几位的意见都有道理。我看是不是这样：省委既然有了明确的指示，无论是对是错，不执行是无法过关的；完全执行又一时无法统一思想。我建议在省委指定的三个中心农区中选择一个作为试点。成功以后，另外两个再接着干。”
    
　　周自维的建议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认同，许本达一时也别无良策。就这样，会议据此形成决议：“定于端午节前，在乐井交界处之铁蛇坳、楼子冲、宝兴场、白马乡一带发动农民起义。前期组织工作由张瑛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