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已整整一百周年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一、“制造革命”的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但它的成功、或者说清王朝的覆亡却并非偶然，而是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一次次避免最终灭亡的机遇面前，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使矛盾逐渐累积最后爆发。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败，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以夷变夏”；二十余年后洋务派才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也被斥为“奉夷为师”、“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敌人的武器远远胜过自己，尽最大可能学习、掌握、拥有这种武器，本是每一个“正常”的政府的正常反应，但坚持华夏中心论的清政府，却无此“正常”反应，从1865年有人提出建电报到187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4年时间；从1872年有人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7年。诸如架电线、修铁路、造枪炮对自己的好处、对自己生死存亡的重要显而易见，不需要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政府就能看出。此类事涉及利益相对不大，尚如此被动，直接分配、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就更不必说了。 
    惨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国人认识到体制变革的重要，发动维新变法，却被残酷镇压。“戊戌变法”实际是非常“温和”，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一旦“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就很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平和的改革，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这样，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再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至多只有“一线希望”。然而清廷对这“一线希望”亦未珍视，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进行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让。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需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主要内容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此时，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无济于事，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 
    1905年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影响大增，不久就迅速高涨，形成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 
    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采纳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然而，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这次改官制，各利益集团你争我夺，斗争白热化，为避免更大的动荡，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由满人担任。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与此大有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的后果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远在日本东京、与革命派激烈辩论，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当即在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清廷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