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为人民谋幸福

　陈云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贡献了巨大心力和智慧。在参与领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陈云不仅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就我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对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来自多方面的干扰，陈云十分尖锐地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性质、朝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对此，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在陈云看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根本的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须臾不能偏离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根本方向的规定之下，陈云明确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陈云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社会主义的”认定，植根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心。他一再讲“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当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水平上差距很大，陈云仍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正是从确保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出发，陈云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必须同时“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反复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针对当时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陈云警告说，“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后来成为指导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和基本的原则。

　　陈云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根本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在原则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而且具体地指出党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他通过总结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并结合其他国家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他告诫搞“诸侯经济”“四化没有希望”，“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极为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就党面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考验向全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他告诫：“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并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大论断，强调“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倡导在全党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强调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坚决刹住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强调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指出“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

　　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认为，搞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这是陈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根本目的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大规模的建设任务，陈云反复提醒“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后来他将这一观点凝练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先生活，后建设”，这无疑是对苏联教训的重要纠正。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提出要让个体私营经济继续存在、共同发展，建立一种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他多次强调：“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继续讲：“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高度重视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水资源保护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提出防止工业污染是一个应当“尽早注意”的问题。他说：“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针对个别地方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情况，他疾呼：“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深刻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时说：“搞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过去几次工业下马，都是农业扯后腿。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其他都能稳住。粮食一涨价，其他都要涨。开始不大懂这个道理。全国解放前夜，我到了上海，那时物价还在上涨。我们研究之后，从各处调来了粮食，后来物价就逐渐稳定了。”

　　对于粮食安全，陈云讲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话。比如，“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晚年他反复念叨的几件事，一件就是粮食安全，常告诫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是要出乱子的，要出大乱子的”，要求“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人才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执行，关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每个产业部类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陈云从战略上指出，“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今天，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以强大底气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谋划是分不开的。

　　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关于科技特别是高科技，陈云指出，“不攻关不行”，“要把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抓上去，把电子工业搞上去，就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力量要集中，分散了不行”，“敌人的封锁虽然给我们造成困难，但后果将是促使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力更生”。关于教育，陈云强调，“攻关跟常规的教育统一起来，一方面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攻关”；“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关于人才，陈云强调技术和管理人才“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陈云深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很高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修养。他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处处体现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

　　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和起点问题，陈云指出，“关于二○○○年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回答是肯定可以。问题是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是同西德、法国比生活，家家都有小汽车，按这个标准我们不行。现代化不能比生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本世纪末，实现工业现代化肯定可以”，“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就此他多次讲：“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关于现代化的速度和风险问题，陈云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他强调“要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提醒“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对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实践中反复认识”。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陈云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