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应对特朗普经济新政，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贯彻“韬光养晦、绵里藏针、斗而不破”方针，对特朗普新政“听其言观其行”，尽快摸清中美的底线是什么？美国想要什么，中国能给美国什么？中国需要什么，美国能给中国什么？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若美中爆发贸易战，美国并不占绝对优势，美国在经济贸易上占有相对优势，但不具有绝对优势，中国不像世界上其它国家那样，容易被经济制裁所制服。首先，尽管美国经济总量比中国大6-7成（美国占全球GDP的24.5%，中国占15%），但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达30%，大大超过美国（仅占12%）。IMF认为，2016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只能增长1.9%，如果美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仍能保持2.8%的增长。其次，中国的贸易总规模3.9万亿美元，多于美国的3.8万亿美元（2015年）。再次，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看，美国对中国出口1161.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5.7%），中国对美国出口4818.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从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看，美国从中国进口151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是484亿美元，顺差为485亿美元。第四，中国列全球出口商品数量市场占有率第一名（1485个），美国仅列第三名（603个）。2015年，在全球全部5313种商品（按全球统一的海关编码计算）中，中国有1600多种产量占全球第一，超过第2-5名国家的总和。第五，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比美国多40多个。第六，中国是世界上保持国防和工业体系完整、独立和齐全这三要素的三个国家之一（美国、中国、俄罗斯），而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371个）比美国齐备（联合国，2015年）。第七，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比美国大4倍，中国在全世界的产业供应链条比美国延伸得要长。在中美经济博弈中，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弹性和回旋余地，与中国打贸易战，被搞死的首先是美国大企业。具体对策建议是：

（一）从理论上驳斥特朗普关于“中国加入了WTO使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谬论。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的失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慷慨救助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却让中小企业和一般居民自生自灭”。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包括特朗普家族企业）得利，中小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则被牺牲了。特朗普并不是从根本利益上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把中国当“替罪羊”，以转移主流政治人物无法兑现承诺的责任，美国自己得的病却给中国开药方。

（二）从法律上推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立法基础。研究美国《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等使其能找到发动贸易战的依据，找出这些法律与WTO关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的矛盾和冲突，用国际法制衡美国，起诉美国。

（三）打击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执意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中国均可以采取对应报复措施。比如，中国可以取消20年内购买6700亿美元波音飞机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等汽车州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在粮食、大豆等农业州的订单，这些措施将损害美国股东和工会的利益，导致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压力。

（四）暂停中美BIT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为美在华企业投资设置障碍：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对美实行战略资源产品出口管制；暂缓（终止）执行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软件、电影、音像、生物制药等）……

美国在华企业投资额达2280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经营受到双方贸易战的伤害，必将影响到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丧失对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优势。

（五）游说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首先，巧妙利用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美国社会分裂。美国在金融、财政、社保医保、种族、移民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属于少数派）。迫于焦头烂额的国内矛盾压力，特朗普自然没有精力挑战中国的底线。其次，游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如通用汽车、苹果、微软等）。再次，发挥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它们曾经在中国加入WTO、最惠国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与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伤害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共同维护合法经济利益。尽管中国对美市场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存度（2015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仅7.7%），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3656.9亿美元商品中的一半零件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美国在伤害中国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每卖一部苹果手机只获得7美元的加工费，而美国苹果零件供应商却至少从中获取40美元。